要講述宣道會觀塘堂的成立與發展經過，必須從西差會的建堂策略談起。 自從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西差會的宣教士紛紛離開， 有的回國，有的轉往其他工場，有的則撤至香港。這些來到香港的宣教士， 對於華人福音工作的熱忱，仍然未減，他們於五零年在調景嶺這個難民聚居地建立教堂， 短短三年多便有二千多信眾受洗加入教會，可見當時福音興旺的情況； 觀宣的開荒牧者王克章牧師，就是調景嶺堂的會友。

王克章牧師一家

天台小學

五十年代，宣道會的發展集中於港島區及荃灣區，北角堂、筲箕灣堂、荃灣堂等，就是這時期建立的。六十年代，西差會鑑於九龍區的植堂工作仍未開展，便與政府聯絡，打算在三個新建的徙置區，包括李鄭屋、觀塘及橫頭磡，開辦天台小學，並且建立教會。就這樣，觀宣在一九六一年正式成立，當時的天台小學名為宣德學校，除了小學外，並附有幼稚園。

四十年代末，大批內地人湧來香港，面對人口急劇增加，徙置區乃政府解決人口膨漲所帶來的住屋問題。五、六十年代，香港的貧苦大眾為了生計，工作日以繼夜，對於住屋要求很低，但求有地方棲身，已很滿足，徙置區雖然環境惡劣，卻自此成為了他們的家。他們下一代的教育問題，漸漸成為六、七十年代急需解決的問題；當時政府還未有長遠的教育策略，面對不斷增加的學額需求，天台學校成為暫時解決良方。於是六零年冬，西差會主席季維善牧師聯同區聯會主席滕近輝牧師向政府申請徙置區（後改稱新區）天台發展教會事工，按照政府規定必須在天台開辦學校方可在校內建立教會。經過實地勘察後，就選擇了觀塘新區第一座東翼作為開辦教會與學校之開始。西差會派巴安義牧師為教會顧問與學校校監，王克章牧師則被派為教會主任傳道與學校校長。雖然政府明顯地利用教會解決學額需求問題，但西差會卻把握了這個機會，以辦學來發展九龍區的建堂計劃。

一九六九年十月，觀宣第二次擴展，遷到牛頭角定安街現址。自此，教會人數激增，行政牧養架構邁向成熟，事工不斷發展，是為第二階段。

牛頭角定安街會址

大搬遷

觀宣早期同工、弟兄姊妹深具遠略，知道天台小學乃政府權宜之計，會址定在學校之內，非長遠策略，且天台乃七層大廈之上，為教會工作帶來不便，所以便於六六至六七年商議籌建新堂之事。

雖然堂時聚會人數只得數十人，但弟兄姊妹為主的心志甚大，於是組成了籌建新堂委員會，發動信心認獻，目標為二萬元。當時西差會規定，教會欲購置新堂，堂內必須自籌三分一，差會借三分一，送三分一。觀宣信眾多為入息低微的基層人士，但很快便籌足所需，在牛頭角定安街地舖覓得千呎地方為新堂址，最多容納二百人聚會。在當時不足一百人的情況下，新堂址在空間上，讓教會在往後的日子裡有繼續發展的潛力；在位置上介於牛頭角村與觀塘裕民坊之間，方便了兩地居住的信徒；再加上天台遷到地舖，不用攀爬七、八層返教會，也方便了弟兄姊妹不少。至於天台學校則仍然運作，直至七二年結束。

宣德小學第二屆畢業生（1971）

人數激增

觀宣在現址聚會的早段日子，開展了牛頭角區的工作，增長速度穩定。及至七四年，區聯會推行佈道年，教會乘此良機，發動全體會眾參與，觀宣的「大復興」亦在這年開始。

雖然佈道年將要過去，但觀宣的弟兄姊妹並未因此而對傳福音的熱忱有絲毫減退，反而更加積極，求主有更大的復興臨到；該年聖誕節，數十名會友在一同祈禱後，成立了「祈禱傳道會」，逄主日崇拜前舉行。此聚會不但繼續激勵信徒領人歸主的心，更為日後的傳道栽培部立下了根基。

七五年十一月為葛培理佈道大會，觀宣乘佈道年的氣勢，參與了推展此聚會在觀塘區的工作。會後被介紹到來聚會的人數有一百人之多，教會人數增加了一倍。這些新葡在悉心的栽培下，信仰慢慢扎根；而教會眼見地方不敷應用，適逢隔鄰的幼稚園業主出讓地方，執事會議決通過購置作擴展之用，在區聯會的協助下，於七八年復活節啟用。教會可使用的地方多了一倍，已是觀宣第三次擴堂。到了七九年二月，教會更逐步擴展閣樓的地方，是為第四、五次擴堂。擴展至此，在地方上終於稍停下來。

葛培理佈道大會可說是當年全港的復興，信徒人數激增，觀宣獲分配百人來聚會，使教會得以增長是自然的事，但觀宣能把他們留在教會，當中的探訪、關顧和祈禱，實在不容忽視。日後，觀宣更在這些弟兄姊妹努力奉獻下，才得以擴堂成功。

內部成熟

七八年，觀宣聚會人數繼續增長，遂開設兩堂崇拜，以疏導人流；至七九年，聚會人數已達三百餘人。當弟兄姊妹得以在較為寬敞的地方聚會時，教會的行政牧養架構也逐步成型。七八年的執事人數增至七人，並設立了執事擔任各部門顧問的機制。教會整體運作也因此更具系統，聖工配搭也上了軌道。

這個階段，按著教會的實際需要，紛紛有財政部、聖樂部、文字部及差傳部等部門的設立和發展。財政部早在七六年，便已設立神學基金；當時堂內有四位兄姊，計有黃國堯、胡建榮、陳校慈、羅惠芬，他們願意全時間事奉，並於七七年進入建道神學院接受造就。神學基金的設立，使一班神學生在經濟上得到不少幫助，得以專心讀書。這不但是教會應時的策略，也成為日後弟兄姊妹考慮報讀神學時，不用擔心財政問題的良好傳統。此外，財政部也設立了福利基金和對外基金，為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及機構提供援助。

左起：羅惠芬，胡建榮，陳校慈，黃國堯

文字部於七八年成立，分圖書組及出版組。在此之前，各青少年團契各自有圖書服務及出版不定期的團刊。教會認為有需要把他們統一起來，遂於七八年四月出版第一份全教會的刊物《匯流》；又於十月成立圖書組，使圖書服務發展成全教會的。《匯流》開始時只是一本散文集，其後才加設主題，每半年出版一期，到八三年停辦，共出版了八期。鑑於《匯流》半年才出一期，對於時事評論、教會內部消息傳遞、彼此間的迴響交流非常缺乏，遂於七九年一月增辦《迴谷》雙月刊，讓弟兄姊妹可藉文字彼此分享；至八三年，又轉為月刊。及至八八年再命名為《家書》至今。圖書組起初所採用的，也只是一些簡陋的圖書分類法，及後有彭偉光從外面學習有關圖書館管理的課程，才採用較為理想的圖書管理。

觀宣的聖樂事工，起初只有青年詩班和少年詩班。要到八零年下半年，聖樂部才正式成立，負責統籌教會內一切有關音樂的事宜，包括崇拜獻詩、不同場合的獻唱（如婚、喪禮），以及舉辦讓會眾切磋觀摩聖樂的比賽——聖樂群英會。轄下有青年、少年、成年、兒童詩班，並民歌組；此外，八一年更增設樂器組，負責教授有興趣的兄姊小提琴、提琴等樂器，並負責購買及保養教會的樂器。

雖然稱八八年後為穩定期，但並不是說觀宣沒有擴堂和植堂，穩定是因為繼續固有的工作，大抵上沒有很大的變遷。

十年計劃

因之前黃國堯先生離職，執事會於八七年通過接納陳文昌先生任堂主任一職，並於是年推出十年計劃，目的是要精簡當時的行政牧養架構，並且希望慢慢轉型為小組教會。

小組教會乃理想化的牧養模式，很多教會牧者都希望能循此路線發展，但推行時卻受到一定的阻力，信眾未必接受。觀宣也不例外，計劃隨陳先生被差往將軍澳分堂開荒而結束，教會仍沿用運作多年的團契模式。堂主任的工作，再由從加拿大進修回港的黃國堯先生接任。

植堂工作

將軍澳分堂是觀宣踏入九十年代的第一間分堂，於九零年與將軍澳醫援會合作，在寶林社區健康發展中心開辦教會，由當時仍是觀宣堂主任的陳文昌先生帶領有心志的弟兄姊妹作開荒工作，教會路線為小組模式。

九一年觀宣因人數太多，教會可用的地方很不足夠，於是再有植堂的意念，並於是年五月在牛頭角定富街覓得堂址，是為牛頭角堂的成立。當時的傳道同工鄭錦輝先生，與兩個團契的兄姊被差往新堂開展新工作。牛頭角特別之處，是觀宣第一間不以社區服務形式成立的分堂。

聯合差委會

差傳部雖於八十年代設立，但起初的工作主要是關於開荒植堂，所以，堂時關注的只是本地宣教，與現時普世宣教的目標不同。及至八六年，差傳部舉辦第一屆差傳年會，差傳部的工作方向有明顯的改變，從植堂事工轉為教育普世差傳的觀念。

八八年，觀宣的差傳工作攀上高峰，先後派出本堂會友，胡建榮伉儷及梁志雄伉儷分別到亞洲及歐洲作佈道工作。胡建榮先生曾任富山堂堂主任，後蒙神呼召，進入亞洲宣教士訓練學院裝備，準備到亞洲地區作誇文化宣教；梁志雄先生則在英國的神學院唸神學，在進修期間，見當地華人生活枯乾，極需信仰滋潤生命，遂決定留下發展異地同文化的福音工作。

差傳部不斷發展，至九五年正式成為完全獨立於執事會以外的機構，由四間堂會，分別為觀塘堂、富山堂、將軍澳堂及牛頭角堂合組而成，但同時亦歡迎其他堂會加入，甚至非宣道會堂會。工作範圍為推動及支持香港以外地區的宣教工作。

踏入二零零一年，聯合差委會完結其推動差傳事工之歷史性任務，隨即在各堂成立各自之差傳部及差關小組。

第一屆差傳年會邀得滕近輝牧師（左）證道

再次擴堂

觀宣雖然於九零、九一年經過兩次植堂，但可使用的地方仍然不足，主日學時段更要先後租借附近的聖思定中學（現已結束）及恩恩幼稚園作上課之用。教會於九二、九三年遂有遷堂之意，但九一年母堂剛完成裝修工程，又植堂兩次，經濟能力方面可謂大大削弱，故九四年才正式落實遷堂。可惜，要在觀塘找合適的地方搬遷，實在非常艱難，不是太貴，就是地方太小。及至年終，對面剛落成的百富閣地舖還未租出，其發展商廣生行更主動向教會招手；經討價後，以極為合適的價錢買入，使教會的地方不但得以擴充，還可留在原有的地方，繼續教會事工。

百富閣堂址

目標導向

九十年代後期，華理克（Rick Warren）提倡的目標導向教會成為香港不少教會的提醒和參考。觀宣的同工及執事亦一同參與有關的講座，對治理教會得到很大的鼓勵和幫助，遂議決逐步推行，配合觀宣已有事工的目標導向。二零零一年先推行的，是敬拜及教育的更新，往後發展的，會是團契、事奉、傳福音。盼望神大大使用目標導向的概念，使教會繼續向前發展。

二千年誇世紀祈禱會